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构期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期重叠，使得“十五五”时期成为决定中国发展成色的关键节点。传统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尚未完全破除，科技与产业的融合仍存在结构性梗阻，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亟待打通。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更是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支点。唯有以系统性改革破解深层次矛盾，在科技创新、要素配置、产业升级与金融支持的联动中构建良性生态，才能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扫清障碍、夯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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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破壁”之道
基础研究的深度决定了创新的高度，而体制机制的僵化曾一度让科研活力受限。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唯论文、唯奖项、唯职称、唯项目” 评价导向，使得部分科研工作陷入功利化误区，与实际需求脱节。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推动国立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建立“使命导向”与“市场导向”双轨并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以“长周期、重稳定”的考核机制保障基础研究的持续性投入。同时，强化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通过学科交叉融合打造创新策源地，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根基。
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本质上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协同问题。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往往与成果转化的收益预期直接相关。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试点、完善收益分配政策，正是通过制度设计让科研人员共享创新红利，激发转化积极性。而领军企业牵头组建的创新联合体，能够有效衔接实验室成果与产业化需求，将学术突破转化为中试产品、将技术专利变为市场产品，从而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堵点”，实现创新价值的闭环。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需要制度保障与市场激励的双重支撑。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的推进，需要通过提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增值税留抵退税等精准支持。政府科技计划管理中，则可以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攻关模式，让市场需求真正成为创新指挥棒，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通过上市绿色通道、海外研发中心建设等支持，助力企业在全球创新格局中找准定位、抢占先机，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的主体。
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深水区突破
土地要素的高效利用，是产业发展的空间保障。过去，工业用地出让模式的刚性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限制，导致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对此，“十五五”时期的相关改革需要聚焦盘活存量土地，通过建立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推行“标准地”出让模式，实现土地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的推进，不仅能激活农村土地资源价值，更能打破城乡用地分割的壁垒，为产业升级腾出宝贵空间。而工业用地“租让结合”模式，则可以降低企业初始用地成本，为中小企业成长创造更友好的环境。
劳动力要素的活力释放，关键在于流动畅通与素质提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特别是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的全面取消，让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机制，更能让流动劳动力获得稳定预期，实现“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完善，则需要建立“企业订单+职业院校培养+政府补贴”的培训模式，通过完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破解“用工荒”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其改革既要激活价值又要守住底线。数据要素产权制度的建立，将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归属，是数据流通的前提基础。全国统一数据交易市场的建设，通过培育专业数据交易所和数据商，探索数据资产质押融资新模式，让沉淀的数据资源转化为生产动能。在收益分配上，建立“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才能充分调动数据生产与应用的积极性。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制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办法，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为数据要素市场化平稳推进保驾护航。
产业升级：高端化转型的路径重构
制造业的高端化突破，核心在于产业链韧性的提升。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的技术短板，不仅制约着产业竞争力，更影响着发展安全性。对此，“十五五”时期需推行升级版“链长制”，集中资源进行核心技术攻关，通过“补短板、锻长板、强基础”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发展服务型制造，支持制造业企业向研发设计、运维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化发展，需要空间布局与资源集聚的协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的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应聚焦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打造“创新共同体+产业生态圈”的发展模式。实施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提升工程，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研发机构与企业深度合作。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机制，强化共性技术供给，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让产业集群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绿色发展是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标准体系的健全，为企业转型提供了明确指引。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循环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增绿减碳”，既能降低环境成本，更能培育绿色产业新增长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深化，以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转型，通过配额分配机制的完善，引导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集聚。能源体系的清洁化改革，则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基础支撑，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科技金融：创新与产业的资本纽带
科技金融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与科技创新规律相适配的服务体系。科技企业“高风险、轻资产”的特性，与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存在天然错配。“十五五”时期的改革需要聚焦差异化供给，针对种子期、成长期等不同阶段企业需求，提供定制化贷款、股权融资、债券发行等产品。银行、保险、创投等机构的协同发力，能形成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支持网络，而专精特新专项基金的设立，则能引导金融资源向“硬科技”领域集中，解决创新投入的资金缺口。
首先，要以投资导向优化金融结构布局。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针对不同类型和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定制化贷款、股权融资、债券发行等，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关键环节集聚。同时，完善覆盖科技型企业成长全周期的融资服务体系，包括推动设立更多专精特新专项基金，促进银行、保险、证券、创投等各类金融工具协同发力，提升科技金融服务的系统性与精准度。
其次，重点应放在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上。聚焦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完善资本市场机制建设，优化资本市场的分层服务体系。完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募投管退”支持政策，营造更加优良的投资服务环境。稳步推进全面注册制改革，制定差异化上市标准，满足不同市场主体融资需求。
再者，构建与科技创新周期相匹配的资金供给体系。放宽社保资金、险资、银行资金投资比例和范围限制，适度优化风险系数规定，对于长期机构投资者放宽战略配售、公开发行、定增等方面的投资条件，强化资本的耐心属性。放松外资机构在中国的业务限制，持续推进互联互通机制的持续扩容，以推动企业跨境融资为支点，畅通跨境转换通道，引入国际资本。
最后，优化科技金融生态。通过动态监管和风险评估，确保金融创新在合规框架内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建立风险共担机制，通过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加强投资机构与企业、其他投资机构、保险公司等进行合作，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完善配套政策，包括科技金融涉及的信息、人才、科研激励、组织保障等，建立精准化服务工作机制，提升科技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这场关乎未来的发展变革中，“十五五”时期的重点领域改革既是破局之举，更是重构之道。从科技创新的活力释放到要素市场的深度激活，从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到金融服务的精准适配，唯有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才能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当改革的红利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必将成为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强大动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田轩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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