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已经到了大规模产生新质生产力的阶段，但是相关机制还没有完全适配。”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就科技创新相关话题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企业在面对全球市场过程中不免遇到压力与挑战。郑永年认为，不要低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灵活与韧性；同时，对于企业的创新探索和技术落地实践，政府应适度放松监管。
“新三驾马车”须协同发力
中国证券报：您曾经提出，要避免长时间被锁定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必须基于科技创新的“新三驾马车”，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来探求突破之道，分别有什么含义和要求？
郑永年：一般情况下，基础科研的主体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而是兴趣和自由密集型的，大多发生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尤其是高质量的制造业企业。以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近些年尤其是香港在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科研能力已经不弱，这些研究成果就可以在广州、深圳等地实现技术转化，因为应用技术转化落地需要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同时，金融服务不可或缺，金融服务的主体一般是金融机构，但应用技术转化风险极高，传统金融很难去做高风险的事情，这需要长周期的风投体系充分发挥作用。
中国证券报：您觉得目前“新三驾马车”的框架中，哪个方面是仍然比较欠缺的？
郑永年：我个人觉得，我们比较强的就是应用技术转化，目前的短板主要还是在金融服务这一块。往往技术转化落地周期需要8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我们比较欠缺长周期的风投体系。尽管现在很多地方国资做产投、创投很多，但要做成长周期的风投，很不容易。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到了大规模产生新质生产力的阶段，但是我们的相关机制还没有完全适配。
以生物医药的创新为例，研究表明，很多年来，全世界20%以上的创新药都是中国企业研发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落不了地，背后的原因既有风投资金的缺位，也有审批和价格等方面的问题。
对技术创新适度放松监管
中国证券报：我们调研发现，各地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布局非常重视，您认为支持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政策应该从哪些方向发力？
郑永年：产业政策我觉得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支持创造更多的新的生产力，实际上新的生产力已经在大量的产生过程中。另一方面，是用新的技术来改造提升旧的业态，也就是产业升级的问题。比如说，我虽然一直在做纺织鞋帽，但是我始终用新的技术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这也是产业升级。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是，一个赛道火了，大家就一哄而上，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其中，但忽视了传统的产业升级。
中国证券报：您怎么看待“内卷”式竞争？
郑永年：存量赛道的恶性竞争就是“内卷”，主要还是新的增量经济活动不够多。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们对企业要适度监管，像环保、产品质量等，这些监管要严格到位，划好红线和底线，但对企业的创新探索、技术落地，一定要适度放松监管。政府的作用主要还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然后让企业自己决策去构建自己的业态。
要重视中小企业作用
中国证券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会带来哪些挑战？
郑永年：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小型企业受影响会比较大，因为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整体比较弱。不过，我们绝对不要低估中小企业的韧性和灵活性。全球化时代，经济体之间互相嵌入的程度要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中小企业有自身的优势，政府一定要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政府资源投入有限，我个人觉得“抓小放大”可能是接下来应该做的。
中国证券报：大湾区是“走出去”的前沿阵地，关于企业出海趋势，您有哪些观察？如何助力企业更高质量地出海？
郑永年：这实际上是我们不得不做的。“走出去”不应该是去抢占对方的低端市场，那可能不会受到欢迎。任何社会都会更欢迎创新的绿色的高质量产品。我们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品质化高端化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事实上，我们的企业应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走进去”，除了关注经济效益，更要看重社会价值，融入当地社会，助力当地社会发展。同时，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要有好的分工，国企可以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民企则有融入当地社会的比较优势，可以在民生经济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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